2008年起，数十位事件受害者或其家属在美国纽约法院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银行的诉讼行动，理由是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为实施爆炸袭击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吉哈德组织和哈马斯组织成员开设账户并提供金融服务，原告要求中国银行承担连带的侵权赔偿责任。
[33]这段论述隐含着一条适用于所有概念的普遍要求：概念应当具有独特功能，不能同其它概念相混淆。譬如，一种法治理论不能将纳粹德国的法律体系包括进法治。
第二，找寻更为具体和恰当的理由概念作为理论工具。[41] 适合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的每一对未知数的值，叫作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的一个解。法治理论应当不仅能够规范或解释某一国家的法律实践，而且能够规范或者解释其他国家的法律实践。当前在国际学界，一些颇具吸引力和启发性的证立模式被提出来，在此仅简要提及一些有待认真考察的证立模式。当规则的内容不正当时，形式法治论会依然要求我们服从规则。
包含x要素的概念A，不会因这种包含关系使它同它所包含的价值x相混淆。[29]个体可以对自己在不同时期的成本收益作权衡，所涉及的牺牲与收益的承担方是同一主体。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公共服务也常被用来指称政府或公权力组织为满足公民需要而采取的某些行动。在养老领域，尽管我国社会保险法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照顾面临的困境尚未有制度化的纾解。[8]法学界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公共服务的范围、供给方式、政府责任等主题。在梅杰政府时期，1991年出台的公民宪章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为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权威依据，设定了任务目标。
我们把这些应由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分为三大类别，即生存性公共服务、安全性公共服务、发展性公共服务，据此勾勒公共服务单行法的结构体系。总体上，现代各国宪法都接纳了政府是一个公共服务组织这一基本观念。
当今一些福利国家暴露出的问题，主要不是源自公共服务制度本身，而是源自西方政党政治的弊端：社会福利往往演化为政党购买民意用以夺权的工具，从而缺乏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其实施的典型措施有：用工作福利替代免费福利，强调用政府的力量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提升公民的社会竞争力。社会保障，具体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从实践经验看，以公共服务法治化引领社会变革与发展是现代各国的普遍经验。
针对撒切尔主义改革引起的社会公平缺失、公共服务水平下降等问题，1997年布莱尔执政后奉行第三条道路理论，加大了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与政府介入，强调政府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合作，从而提高了公共服务绩效。它对于共同体十分重要，以至于政府机构有义务通过绝对一致的行动加以实现，哪怕使用强力。医疗服务在过去主要由市场提供，但在人道主义精神及政府公共性的要求下，现代国家普遍将基本医疗服务拟制成公共产品向社会成员提供。从社会保障领域的立法效果来看，其能够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资源不足且配置不合理等现象仍十分突出，如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较低、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困难、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有待通过制度完善加以解决。
[10] 生存照顾是厄斯特·福斯多夫于1938年首次提出的概念，后来发展成为近代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理论根基。许多宪法条文以国家发展国家建立国家保护等表述作为主谓语，从文义上塑造了国家义务主体的法律地位。
近年来，国家开始实施廉租房制度，保障贫困人群的居住权。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落后、物质匮乏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主线的行动逻辑具有历史必然性。
[19]早在191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即通过了公共服务公司法，通过建立中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确保公共服务的公正、有效供给。[25] 参见[英]T. 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郭忠华、刘训练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以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的相继完善为美国度过经济危机打下了坚实基础。基本医疗是国家应向公民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之一。前引[8]，李军鹏书，第5页以下。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建议，我国需要制定一部住房保障法。
我国十三五均等化规划从整体上勾勒了当前我国公共服务的内容体系，这一内容体系涵盖了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及各方面需求，具体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创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文化体育和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八个方面。另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必须要有财政支持，公共服务法学必须研究公共财政问题，公共财政法也是公共服务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基本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基础研究等几大关键领域，法律建构尚付阙如。此处所说的安全性公共服务并不包含这些内容，而是指政府对处于紧急情况下的公民或组织提供的安全救助服务，包括公共消防安全服务、自然灾难防治、重大突发疫病防治、医疗急救、卫生防疫等。
[16]公共服务的权利主体是一国之内的全体公民和社会组织。如果还以单纯的生存照顾、救济弱势群体等理念指导当下的公共服务立法，必将导致公共服务立法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加剧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难以充分满足人民对于社会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需要。
在公共服务基本法的基础上，还应制定或完善公用事业法、社会保障法、公共安全法、社会事业法、公共财政法等公共服务单行法，形成公共服务基本法与单行法协调统一的中国特色公共服务法律体系。上述两种模式中，第二种模式更为可取。根本目的在于以满足人民基本生存需求为基础，进一步提高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从而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此时，高层级的统一立法更显重要。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市场取向改革，但宪法上的公民健康权保障仍然停留在宣示性层面，某种程度上为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埋下了隐患。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政府应为公民提供的生存性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有的学者对于公共服务立法存有疑虑，担心公共服务的法治化有可能滋生一个养懒人的制度体系。[33]疾病治疗、疫苗接种等行为带有私人属性，其所需要的物资条件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纯粹的公共物品，在规范化、法治化程度不足的制度环境中极易被过度市场化，导致相应的国家义务与政府责任被虚置。
参见陈新民：《服务行政及生存照顾概念的原始面貌》，载陈新民：《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以下。该问题属于传统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缺少可以法律化的切实技术，故本文不作专门探讨。
就我国立法而言，虽然宪法对公共服务进行了宣示性确认，但缺少承接性的下位法和配套规定。[9] 相关成果可参见袁曙宏：《服务型政府呼唤公法转型——论通过公法变革优化公共服务》，《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46页。而现代公共服务的理念正在向激励并促进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要求建立面向广泛社会成员的、全方位的公共服务法律体系。[17] Tony Prosser, Public Service Law: Privatizations Unexpected Offspring,63 Law ＆ Contemp. Probs.63-64(2000). [18] See Tony Kinder, Mrs Miller Moves House: The Interoperability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 in Europe,13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41-156(2003). [19] See Tony Prosser, Competition Law and Public Services: From Single Market to Citizenship Rights?11 Eur. Pub. L.559(2005). [20] See C. LaRue Munson, Pennsylvania Public Service Law,23 Yale L. J.214-247(1914). [21] 参见前引[9]，杨清望文，第102页以下。
在缺少基本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的前提下，基本公共服务极易因为不合理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而难以兑现，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不察。恰如有学者所言：通过一种恰当而合理的法律体制，可以使资源和财富得到增长和提升……即使底层的民众也能创造财富。
为了履行公共医疗卫生的保障义务，我国制定了药品管理法、传染病防治法、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2018年公布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疫苗管理法草案，医疗卫生法律制度初具体系。【摘要】 公共服务最初导源于生存照顾理念，主要体现为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2008年开始，为应对经济危机，奥巴马政府出台复苏法案，集中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投资、环境及能源安全、低收入人群福利等领域进行改革，为美国克服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恢复经济社会活力提供了支撑。从我国公共服务立法的现状来看，由于缺少公共服务基本法作为统领，各类公共服务单行法缺少统一的立法理念和立法原则的指导，呈现出无序化、碎片化、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